
林语堂的劳剧斗免线但帮随笔,收录于《林语堂远站绍格始验先认居著译人生小品集》。
- 中文名称 中国人的国民性
- 作者 林语堂
- 类型 随笔
- 收录于 《林语堂著译人生小品集》
原文
一
中国向来称为老大帝国。这老大二字有深意存焉,就是即老又大。老字易知,大字就费解而难明了。所谓老者第一义就是年老之老。今日小学生无不知中国有五千年的历史,这实在是我们可以自负的。无论这五千年中是怎样混法,但是五千年的的确确被我们混过去了。一个国家能混过上下五千年,无论如何是值得敬仰的。国家和人一样,总是贪生想活,与其聪明而早死,不如糊涂而长寿。中国向来提倡敬老之道,老人有什么可敬呢?是敬他生理上一种成功,抵抗力之坚强;别人都死了,来自而他偏还活着。这百年中,他的同辈早已逝世,或死于水,或死于火,或死队于病,或死于匪,灾旱寒暑攻其外,喜怒忧乐侵其中,而他能保身养生,终是胜利者。这是敬老之真义。敬老的真谛,不在他德高望重,福气大,子孙多,倘使你遇到道旁一个老丐,看见他寒穷,无子孙,德不高望不重,遂不敬他,这不能算为真正敬老的精神。所以敬老是敬他的寿考而已改深这既跟基谁散逐。对于一个国家也是这样。中国有五千年连绵的历史,这五千年中多少国度相继兴亡,而他仍存在;这五千年中,他经过多少的旱灾360百科水患,外敌的侵凌,兵匪的蹂躏,还有更可怕的文围范高翻士房西为士明的病毒,假使在于神经较敏锐的异族,或者早已灭亡,而中国今日仍存在,这不能不使我们治鲁鸡赞叹的。这种地方,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同时老字还有旁义。就是"老气横秋","脸皮老"之老。人越老,脸皮总是越厚。中国这个国家,年龄总比人家大,脸皮也比人家厚。年纪一大,也就倚老卖老,荣辱祸福都已置之度外,不甚为意。张山来说得好:"少年人须有老成人之识见,老成人须有少年联容人之襟怀;"就是少年识见不如老辈,而老辈襟怀不如少年。少年人志味高气扬,鹏程万里,不如老马之伏枥就羁。所以孔子是非常反对老年人之状况的。一则曰"不知老之将至",再则曰"老创实而不死是为贼",三则曰"及其老也,戒之在得"。戒之在得是骂老人之贪财,容易愿林固稳注考所患了晚年失节之过。俗语说"鸨儿爱钞,姐儿爱俏",就是孔子的意思。姐儿是讲理想主义者,鸨继浓味态也半击从径赶按儿是讲现实主义者。
大是伟大之义。中国人谁想中国真伟大啊!其实称人伟大,属帝会清海哥飞硫就是不懂之意。以前有着黑人进去听教师讲道,人些做家问他意见如何,他说"伟大啊"。人家问他怎样伟大,他说"一个字也听不懂"。不懂时就伟大,而同时伟大就是不可懂。你看路上一个同胞,或是洗衣匠,或是裁缝,或是黄包车夫,形容吗并不怎样令人起敬起责举留末的畏。然而试想想他的国度曾经孙谁输欢有五千年历史,希腊罗马早已亡了,而他巍然获存。他所代表的学中国,虽然有点昏沉老耄,国势不振,但是他有绵长的历史,有古远的文化,请紧汽故沙蒸略鸡送有一种处世的人生哲学,有文环导诉水话区学,美术,书画,建筑足以西方媲美。别人的种族,经过几百年文明,总是腐化,中国的民族还能把河南犹太民族吸引同化。这是西洋民族所未有的事。中国的历史比他国有更长的不断的经过,中国的文化也比他国能够传遍较大的领域。据实用主义的标准讲,他在优胜劣败的战场上是胜利者,所以这文化,虽然有许多弱点,也有竞存的效果。所以你越想越不懂,而因为不懂,所以你越想中国越伟大起来了。
二
老实讲,中国民族经过五千年的文明,在生理上也有相当的腐化,文明生活总是不利于民族的。中国人经过五千年的叩头请揖让跪拜,五千年说"不错,不错,"所以下巴也缩小了,脸庞也圆滑了。一个民族五千年中专说"啊!是的,是的,不错,不错,"脸庞非圆起来不可。江南为文化之区,所以江南也多小白脸。最容易看出的是毛发与皮肤。中国女人比西洋妇人皮肤嫩,毛孔细,少腋臭,这是谁都承认的。
还有一层,中国民族所以生存到现在,也一半靠外族血脉的输入,不然今日恐尚不止此颓唐萎靡之势。今日看看北方人与南方人体格便知此中的分别。(南人不必高兴,北人不必着慌,因为所谓"纯粹种族"在人类学上承认"神话",今日国中就没人能指出谁是"纯粹中国人"。)中国历史,每八百年必有王者兴,其实不是因为王者,是因为新血之加入。世界没有国家经过五百年以上而不变乱的;其变乱之源就是因为太平了四五百年,民族就腐化,户口就稠密,经济就穷窘,一穷就盗贼瘟疫相继而至,非革命不可。所以每八百年的周期中,首四五百年是太平的,后二三百年就是内乱兵匪,由兵匪起而朝代灭亡,始而分裂,继而迁都,南北分立,终而为外族所克服,克服之后,有了新血脉然后又统一,文化又昌盛起来。周朝八百年是如此。先统一后分裂,再后楚并诸侯南方独立,再后灭于秦。由秦至隋也是约八百年一期,汉晋是比较统一,到了东晋便五胡乱华,到隋才又统一。由隋至明也是约八百年,始而太平,国势大振,到南宋而渐微,到元而灭。由明到清也是一期,太平五百年已过,我们只能希望此后变乱的三百年不要开始,这曾经有人做过很详细的统计。总而言之,北方人种多受外族的混合,所以有北方之强,为南人所无。你看历代建朝帝王都是出于长江以北,没有一个出于长江以南。所以中国人有句话,叫做,吃面的可以做皇帝,而吃米的不能做皇帝。曾国藩不幸生于长江以南,又是湖南产米之区,米吃得太多,不然早已做皇帝了。再精细考究,除了周武王秦始皇及唐太祖生于西北陇西以外,历朝开国皇帝都在陇海路附近,安徽之东,山东之西,江苏之北,河北之南。汉高祖生于江北,晋武帝生于河南,宋太祖出河北,明太祖出河南。所以江淮盗贼之薮,就是皇帝发祥之地。你们谁有女儿,要求女婿或是要学吕不韦找邯郸姬生个皇帝儿,求之陇海路上之三等车中,可也。考之近日武人,山东出了吴佩孚,张宗昌,孙传芳,卢永祥。河北出了齐燮元,李景琳,强之江,鹿钟麟。河南出一袁世凯,险些儿就登了龙座,安徽也出了冯玉祥,段祺瑞。江南向来没有产过名将,只出了几个很好的茶房。
三
但是虽有此南北之分,与外族对立而言,中国民族尚不失为有共同的特殊个性。这个国民性之来由,有的由于民种,有的由于文化,有的是由于经济环境得来的。中国民族也有优点,也有劣处,若俭朴,若爱自然,若勤俭,若幽默,好的且不谈,谈其坏的。为国与为人一样,当就坏处着想,勿专谈己长,才能振作。有人要谈民族文学也可以,但是夸张轻狂,不自检省,终必灭亡。最要紧是研究我们的弱点何在,及其弱点之来源。
我们姑先就这三个弱点:忍耐性,散慢性及老猾性,研究一下,并考其来源。我相信这些都是一种特殊文化及特殊环境的结果,不是上天生就华人,就是这样忍辱含垢,这样不能团结,这样老猾奸诈。这有一方法可以证明,就是人人在他自己的经历,可以体会出来。本来人家说屁话,我就反对;现在人家说屁话,我点头称善曰:"是啊,不错不错。"由此度量日宏而福泽日深。由他人看来,说是我的修养工夫进步。不但在我如此,其实人人如此。到了中年的人,若肯诚实反省,都有这样修养的进步。二十岁青年都是热心国事,三十岁的人都是"国事管他娘"。我们要问,何以中国社会使人发生忍耐,莫谈国事,及八面玲珑的态度呢?我想含忍是由家庭制度而来,散慢放逸是由于人权没有保障,而老猾敷衍是由于道家思想。自然各病不只一源,而且其中各有互相关系;但为讲解得清楚便利,可以这样暂时分个源流。
忍耐,和平,本来也是美德之一。但是过犹不及;在中国忍辱含垢,唾面自干已变成君子之德。这忍耐之德也就成为国民之专长。所以西人来华传教,别的犹可,若是白种人要教黄种人忍耐和平无抵抗,这简直是太不自量而发热昏了。在中国,逆来顺受已成为至理名言,弱肉强食,也几乎等于天理。贫民遭人欺负,也叫忍耐,四川人民预缴三十年课税,结果还是忍耐。因此忍耐乃成为东亚文明之特征。然而越"安排吃苦"越有苦可吃。若如中国百姓不肯这样地吃苦,也就没有这么许多苦吃。所以在中国贪官剥削小百姓,如大鱼吃小鱼,可以张开嘴等小鱼自己游进去,不但毫不费力,而且甚合天理。俄国有个寓言,说一日有小鱼反对大鱼的歼灭同类,就对大鱼反抗,说"你为什么吃我?"大鱼说:"那么,请你试试看。我让你吃,你吃得下去么?"这大鱼的观点就是中国人的哲学,叫做守己安分。小鱼退避大鱼谓之"守己",退避不及游入大鱼腹中谓之"安分"。这也是吴稚晖先生所谓"相安为国",你忍我,我忍你,国家就太平无事了。
这种忍耐的态度,我想是由大家庭生活学来的。一人要忍耐,必先把脾气炼好,脾气好就忍耐下去。中国的大家庭生活,天赋给我们练习忍耐的机会,因为在大家庭中,子忍其父,弟忍其兄,妹忍其姊,侄忍叔,妇忍姑,妯娌忍其妯娌,自然成为五代同堂团圆局面。这种日常生活磨练影响之大,是不可忽略的。这并不是我造谣。以前张公艺九代同堂,唐高宗到他家问何诀。张公艺只请纸连写一百个"忍"字。这是张公艺的幽默,是对大家庭制度最深刻的批评。后人不察,反拿百忍当传家宝训。自然这也有道理。其原因是人口太多,聚在一起,若不相容,就无处翻身,在家在国,同一道理。能这样相忍为家者,自然也能相安为国。
在历史上,我们也可证明中国人明哲保身莫谈国事决非天性。魏晋清谈,人家骂为误国。那时的文人,不是隐逸,便是浮华,或者对酒赋诗,或者炼丹谈玄,而结果有永嘉之乱,这算是中国人最消极最漠视国事之一时期,然而何以养成此普遍清谈之风呢?历史的事实,可以为我们明鉴。东汉之末,子大夫并不是如此的。太学生三万人常常批评时政,是谈国事,不是不谈的。然而因为没有法律的保障,清议之权威抵不过宦官的势力,终于有党锢之祸。清议之士,大遭屠杀,或流或刑,或夷其家族,杀了一次又一次。于是清议之风断,而清谈之风成,聪明的人或故为放逸浮夸,或沉湎酒色,而达到酒德颂的时期。有的避入山中,蛰居子屋,由窗户传食。有的化为樵夫,求其亲友不要来访问,以避耳目。竹林七贤出,而大家以诗酒为命。刘伶出门带一壶酒,叫一人带一铁锹,对他说"死便埋我",而时人称贤。贤就是聪明,因为他能佯狂,而得善终。时人佩服他,如小龟佩服大龟的龟壳的坚实。
所以要中国人民变散慢为团结,化消极为积极,必先改此明哲保身的态度,而要改明哲保身的态度,非几句空言所能济事,必改造使人不得不明哲保身的社会环境,就是给中国人民以公道法律的保障,使人人在法律范围之内,可以各开其口,各做其事,各展其才,各行其志。不但扫雪,并且管霜。换句话说,要中国人不象一盘散沙,根本要着,在给与宪法人权之保障。但是今日能注意到这一点道理,真正参悟这人权保障与我们处世态度互相关系的人,真寥如晨星了。
赏析
"中国向来称为老大帝国"这话不假。五千年的风霜、五千年的沉淀、五千年的演变而造就的中华文化绝对称得上我们每一个炎黄子孙的骄傲,可在有着如此悠久历史文化的国度中我们的国民又有着怎样的个人素质呢?"缺乏诚信和社会责任感"--这就是别人对我们的评价!或许是有些片面,可能有些还带些主观因素,但我们却不得不承认确实是这样的:普通中国人通常只关心他们的家庭和亲属,中国的文化是建立在家族血缘关系上而不是建立在一个理性的社会基础之上。中国人只在乎他们直系亲属的福址,对与自己毫不相关的人所遭受的苦难则视而不见。中国人倾向于索取而不给予。他们需要明白一个道理:生活的真蒂不在于你索取多少而在于你能给予社会和你的人类同胞多少。所以我们被称为"生活在皇宫的乞丐"!
中国的成功与进步是大家有目共睹的,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经济建设上取得了重大成就,特别是今年我们打败了我们的邻国日本,成功跃居世界经济大国"老二"的宝座。多么令人兴奋的事情啊,在各国一致的赞美和阿谀声中,我们似乎有点飘飘欲仙了。可我们得看清事实,中国人是真的富起来了吗?不,富有的仍然是那一小部分人,大多数人还正在为孩子没钱读书、买房难、看病难等一些生活琐事发愁!是什么造成了这种现象,我们都是"世界老二"了,可口袋里怎么还是空空如也?究其根源还是我们的国民性。这个应受谴责的习性使得中国人生来就具有无情和自私的特点,它已成为中国落后的主要原因。中国人没有勇气追求他们认为正确的事情。首先,他们没有从错误中筛选正确事物的能力,因为他们的思想被贪婪所占据。再有,就算他们有能力筛选出正确的事情,他们也缺乏勇气把真理化为实践。试问:没有追求、没有是非观、没有实践的能力,我们怎会真正的摆脱贫穷?
中国人的国民性还有三点:忍耐性、散慢性及老猾性。中国人的忍耐能力绝对是出了名的。古有韩信忍胯下之辱终成大业,勾践卧薪尝胆终得复国,苏武牧羊十九年终得昭雪,张英退地三尺终成六尺巷。。。。。。他们都会忍耐,也都获得了一定的成就,流芳百世,后人皆以他们为榜样!几千年过去了,我们从老祖宗身上学到了很多。到了近代,因为忍耐,我们签订了大量的不平等条约,失去了大片土地;因为忍耐,我们眼睁睁地看着我们的国民被屠杀却束手无策;因为忍耐,大批的国宝被掠夺,流失海外。忍耐,忍耐,到了现在我们还得忍耐。当看着自己的国宝在别的国家拍卖,我们没有义正言辞的讨回,反而是掏着自己的荷包买自己的东西;当看着不思悔改的日本人篡改教科书、霸占钓鱼岛时,我们忍耐,只为和平,可日本人是真的想跟我们和平吗?忍耐,多么悲哀啊!
说中国人散慢其实也是有原因的。如果社会能提供足够多的岗位,那就不会有那么多人整天游手好闲、无所事事了;如果连乞丐都富了起来,那就不会有那么多人躺在大街上了;如果每个家庭都那么和睦,那流浪之人也就会少了。究其根本,这是社会制度的问题。其实在我个人看来,散慢没什么不好的,那是一种生活态度--处事不惊,从而游刃有余!我想这一点庄子是绝对赞成的。
至于"老猾性"那还真得拜中华文化所赐。五千年不是白过的,我们是在总结了先人的教训而后起的一代,吸取了那么多宝贵的经验的我们如果不"猾"一点,那也太对不起我们的老祖宗了吧?
中国人的国民性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淀,也是中国人挥之不去的印记!林语堂前辈的《中国人的国民性》可谓是一针见血、妙语连珠,不仅让我重新认识了中华文化,也让我深感到身为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让我们的祖国真正的成为一个富强、民主的国家,让每一位中国人都成为高素质人才,活出自己的精彩!
作者简介
林语堂(1895-1976),福建龙溪人。原名和乐,后改玉堂来自,又改语堂。1912年入上海360百科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在清华大学任教。1919年秋赴美哈佛大学文学系。1922年获文学硕士学位。同年转赴德国入莱比锡大学,专攻语言学。1923年获博士学位后回国,任北极怎析京大学教授、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振蛋散期受目提牛字务长和英文系主任。1924年后超为《语丝》主要撰稿人之一。1926年到厦门大学任文学院长达文材务洲为。1927年任外交部秘书。1932年主编《论语》半月刊。1934年创办《人间世》,1陈水致察织策呢圆935年创办《宇宙风》,提倡"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的小品文。1935年后,在美国用英文写《吾国与吾民》、《京华烟云》、《风声鹤唳》等文化著作和长冲篇小说。1944年曾一度回国溶派研厚宽到重庆讲学。1945年赴新加坡筹建南洋大学,任校长。1952年在美国与他人一起创办<天风>杂志。1965年定居台湾。1967年受聘为香港中文大学研究教授。1975年被推举为国际笔会副会长。1976年在香港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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